□郭元鹏

近日，“00后女孩转卖没吃完的安眠药被判贩毒”案获新进展。澎湃新闻7月30日报道，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撤销原判，发回重审，认为一审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。

“00后女孩转卖没吃完的安眠药被判贩毒”一案，因二审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，再次引发广泛关注。无论案件最终走向如何，它都如同一记沉重的警钟，敲响了我们在特殊药品管理和公众认知层面存在的深层问题。法律自有其裁决，但事件背后暴露的系统性症结，更值得我们深入追问与反思。

先来看看事情的经过：2024年初，女孩马琳琳（化名）因病获处方精神药品思诺思（国家二类管制）治疗失眠。数月后病情稳定停药，她将剩余药品在网上出售给两人。同年7月，警方以涉嫌毒品犯罪对其调查。年底，浙江省海盐县法院一审以贩卖、运输毒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七个月，缓刑一年一个月。马琳琳上诉，其辩护律师核心争议点在于其是否具有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。今年7月底，嘉兴中院二审裁定撤销原判，发回重审，认为一审部分事实不清，案件焦点仍有待厘清。

马琳琳的遭遇，是个体对特殊药品管制法规认知匮乏的体现，更折射出当前药品管理体系在末端处置环节的显著短板。案件的核心争议固然在于主观故意与否，但它所引发的连锁追问，直指我们如何避免类似困境的根源。

其一，处方源头管理亟待精细化。“病好了药没吃完”的普遍现象，很大程度上源于开药环节的粗放。医生基于经验和常规用量开具精神类、麻醉类等特殊药品时，对患者个体康复进程的动态跟踪和药量精准调整往往不足。以马琳琳为例，若其康复过程中能建立更完善的用药跟踪机制，医生能依据恢复情况及时评估、调整处方，大量剩余药品的产生或许就能避免。这要求医疗机构建立更主动、精细的用药管理闭环，尤其对特殊药品，强化从开具到疗效评估的全流程关注。同时，医生在处方时负有更充分告知的责任，不仅要说明用法，更要清晰传达药品的管制属性、潜在风险以及剩余药品的绝对禁止私下处理要求，从根本上提升患者的认知壁垒。

其二，剩余药品处置规范存在真空，公众指引严重缺位。普通家庭如何处理过期或剩余药品？对于非管制药品，随意丢弃的环境风险未被普遍认识；而对于思诺思这类管制药品，公众对其私下流通的严重法律后果更是知之甚少。官方层面缺乏一份清晰、权威、易于获取的“家庭剩余药品处理指南”，明确告知不同类别药品如普通药、抗生素、精神麻醉类等的具体处置路径——哪些可安全丢弃及如何丢弃，哪些必须通过指定渠道回收，哪些绝对禁止交易。这种指引的缺失，让民众在处置剩余药品时如同盲人摸象，极易因无知而触法。亟需通过社区宣教、医疗机构公示、网络平台推送等多渠道，进行高频次、接地气的科普，填补这一关键的信息鸿沟。

其三，安全回收渠道的缺失是系统性风险。没有便捷、可靠的官方回收途径，是剩余特殊药品可能流入非法市场的关键推手。建立覆盖城乡的“家庭剩余药品”公益回收网络势在必行。这需要整合医疗机构、零售药店、社区服务中心乃至环保部门的力量，设立固定回收点或开展定期回收活动。回收后的药品应进行专业分类鉴定：未过期且符合标准的，可探索在严格监管下用于慈善医疗；过期或不合格的，则必须进行规范的无害化销毁。此举不仅能大幅减少药品浪费，实现资源再利用，更能从物理上切断特殊药品非法流通的源头，为公众处理棘手药品提供安全的出口。

“转卖安眠药被判贩毒”的个案波折，其警示意义远超案件本身。它尖锐地揭示了特殊药品从“入口”到“出口”全链条管理中存在的认知盲区与制度缝隙。唯有从源头处方精准化、过程认知普及化、末端回收便利化三方面协同发力，编织一张更严密的管理与服务体系，并持续强化公众教育，方能堵住漏洞，避免下一个“马琳琳”的出现，切实守护公众健康与社会安全底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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